第一，原理性知識。從具體事物和實踐經驗中提升出來的、具有超越性和普遍意義的理論知識。原理性知識除了直接概述某一學科基本原理的“概論”，更重要的是該學科奠基性的理論經典。經典是經過曆史淘汰甄選出來的，因此它攜帶着許多曆史信息與文化的啟示。經典所包含的豐富文化内涵，大多都很難以簡單的理性加以解釋。後學者隻能将其歸于曆史，并對它們進行閱讀、反思或進行建設性的駁正。傳統的書院式教學、現代大學的文史哲等人文學科，一直重視經典的閱讀，并因此而為大學保留了很寶貴的教育資源。

經典細讀是原理建構的基礎。所謂 “細讀”,實際上就是以“原典實證”推進的文本批評。這是一個認真辛苦的讀書和思辯的過程，它是一個豐富自己學術基礎、矯正自己知識錯亂、提升自己在文本使用和處理上的基本能力、從而形成學術觀念的過程。導師在這裡的責任,便是把嚴關口，對不太習慣做文本細讀的學生，一定要訓練他們從喜好空口說白話的狂熱中解脫出來。我們有的學生長期被中國人文學界虛靡的“理論”所迷惑，在沒有讀多少文本之前，就要研究這個“主義”那個“論說”的，聽來聽去，漂浮的說辭竟然沒有一個能夠落實到一處“文化事實”上，真是一派胡言。導師要開導他從這樣的“癡迷”中醒悟過來，把興趣和熱情放置在“文本細讀”上，以求自己學術一身的保障。在這個過程中，導師自身必須保持腳踏實地、不吹牛不胡說的學術心态。

經典閱讀中，能夠從空隙間看出它的事實，從反面看出正面的問題，那就達到了一定的境界。

第二，特殊案例性知識。特殊案例主要是指：曆史與現實生活中包含豐富信息的事例。舉個例子，明代有一位妙齡少女，叫馮小青，16歲出嫁，18歲就死了。她的經曆包含非常豐富的關于中國古代女性性心理的信息，清代很多筆記野史都記載了她的故事。費孝通的老師潘光旦先生經過考證分析，發掘出這一個案所攜帶的曆史信息和文化啟示，寫出了一部很有影響的專著：《馮小青：一件影戀之研究》（《潘光旦文集》第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再舉一個例子：如何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有研究者以耶魯大學為案例，通過對耶魯大學獨特的文化品格的分析，提出：耶魯大學堅持其保守的文化傳統，是其能夠跻身一流大學的核心經驗，并認為，其經驗具有普遍意義。（王英傑：《論大學的保守性——美國耶魯大學的文化品格》，《比較教育研究》2003年第3期，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第三，把原理和規則運用到特殊案例中的知識。學習過原理，又讀過一些經典，了解一些事例，是不是就一定能夠很好地運用原理解讀、發掘出案例中蘊涵的意義呢？不一定。因為要把書本上的知識運用于實踐，需要書本之外的能力。 “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應于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于其間”。這個“數”，也是一種知識，隻不過是一種“口不能言”的知識。用美國著名的技術哲學家德來夫斯的話來說，它是不能被語言化的知識，這種知識屬于“身體的知識”。德來夫斯把身體的知識和思維的知識，分别稱作“經驗基礎之方法的知識”和“規則之事實的知識”。從西方哲學的傳統看，直至二十世紀以來，僅把一般的事實的知識，看作是唯一的知識種類。此種立場，基于柏拉圖以來的傳統的知識觀，即知識不是身體的問題，而是精神的問題。德來夫斯指出，方法的知識，不但是全部的人的身體的活動，如騎腳踏車和遊泳之類，而且專門的活動境遇，如醫生診斷病人，經營者決定政策，也同樣适用。他特别強調，就專家而言，事實的知識和方法的知識都是要兼備的。

事實的知識和方法的知識，不是相互獨立的存在，而是緊密聯系的。事實的知識如“騎自行車之法”，人們在練習時，可以借助于這種方法的知識。隻是一個人能自如的騎行時，他早已經忘掉了“騎自行車之法”。如果總是想着“騎自行車之法”，那麼他将永遠留在初步者的水平上。

                                                          （賴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