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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處理教學内容和教材的關系

2014年10月31日  

如何處理教學内容和教材的關系

華商學院文學系  賴力行

課堂教學離不開教材,如何處理課堂教學當中教學内容與教材的關系呢?大多數大學老師在處理教材的時候,都不會滿足教材中的知識體系及其案例分析,多少都有突破教材的沖動。這不難理解,因為教材根據教學需要,遵從知識傳授的規律,往往會把變動的、鮮活的人文現象固化,并塞進人為編織的體系框架中。但是,對教材的突破不等于完全脫離教材去随意發揮。在長期的教學實踐中,我感到大學教師、尤其是研究生畢業的年輕教師對教材的作用認識不足。所以本文開始先要強調,教材在教學活動中的重要性不容忽視。教材(本文講的教材,限于教育部公布的統編教材)的作用我認為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教材它是在知識積累的基礎上編寫的。也就是說介紹了學術界已有的共識。教材的水平,表現在對于學術界各種已有的共識的精準的判斷和選擇上。編者個人的一家之言,可以通過寫學術專著來表現。高水平教材視野開闊、選擇精準,積澱了編寫者對本學科基本問題的長期關注和思考。這樣的教材就具有知識積累的意義。我們是否從知識積累的意義上,對我們使用的教材有充分的了解?你消化了這個教材所提供的本學科學術界的共識嗎?

其次,教材的重要性還表現在教材所包含的該學科的問題域。教材對這些問題的分析與結論是次要的,問題的展示才是重要的。對學術問題的回答,随時代的發展、知識資源的豐富和概念工具的增加,必然常解常新,但是問題并不會層出不窮。那你何以知道這個學科裡面最基本的問題是什麼呢?如果是好的教材,它就會提供這樣的東西,至少它涵蓋了基本的問題,或者百分之八九十它都涵蓋了。

再次,這個學科裡面最基本的術語在教材裡都是有的。編得好的教材還有專門的術語列表,展示了術語所攜帶的知識資源。我在前面說一些基礎課老師講課像媽媽,究其原因,就在于她不具備大學老師對這門課程所具有的基本問題、基本方法、基本術語的基本知識積累。隻是把她平常所攜帶的生活信息進入到課堂,這些老師要到數學系去聽聽課,體驗大學教學的學術高度和知識難度。

所以,教學過程中教師對教材的處理,第一,你不能不管教材;第二,我們也不能照本宣科。為什麼不能照本宣科?首先是時間不夠,你短短的幾十個課時,怎麼可能把它逐字逐句地按教材的那個方式去講呢?既然這樣,那這其中就必然有具體的選擇,而且對這些涉及的問題要有總體的把握。然後你就知道,可以重點突出一些什麼,然後勾連到另外的知識點,不要把每一個知識點都當成重點去講,但是你也不能不指點那些不重要的知識點。講重要問題的時候它肯定會牽涉到别的問題,在牽涉到别的問題的時候再去勾連一下,然後讓學生自己去掌握。另外就是對教材的處理一定要有一個意識,就是你不求全面,但求要講就講到位,講透徹,講得别人有足夠的印象。要做到這一點,首先是案例的選擇,不管你是梳理文學史的線索也好,講一個朝代的文學也好,講一個語言材料也好,現象層面的東西對學生是很容易形成印象的。你先要從現象層面上的東西、從案例的精選當中來顯示你的這堂課的重點。同時要對這個案例本身所蘊含的東西從各個方面把它講深講透,要攜帶大量的學術信息。雖然這是很具體的現象層面的東西,例如一個作品、一個語言材料的分析,但是因為鮮活的實例具有較大的闡釋空間,我們就要想辦法調動理論資源、案例積累等各方面的知識去對這個案例做一個比較透辟的分析,使你的這種分析為學理問題的歸納、概括提供一個有利的基礎。當然,這個具體例子最好是你發現的,不是教材中現成的。這樣來處理教材和教學的關系,就能夠比較好的發揮教師的學術才華,因為你選擇什麼材料或案例,體現了你的講課風格和文本分析能力,同時也向學生展現了大學課堂的學術水準。當然,文本的分析有它最基本的手段和最基本的任務。最基本的手段就是你掌握的知識資源和概念工具的豐富與否,那你對具體作品的分析就有很大的區别。另外就是文本分析有些基本的任務,它不是說隻講其中某一個層面就完成了文本分析。不是這樣的。它有很多個的層面,每一個層面你都要有所顧及,然後再把這個分析概括到一個問題上面去,這樣你的分析才會全面。講具體作品有兩種講法,一種是剛才說的,從案例的透辟的細讀入手,然後有意識去歸納一個普遍性的結論。還有一種就是先把那個普遍性的結論講出來,然後再找一個作品去印證。這兩種效果,我覺得第一種好一些。那種例證式的分析,最大的問題就是它過于先入為主,把人對這個作品的理解匡在既定的角度,就不具有彈性了,它就過于剛性了,不利于學生對作品的欣賞。如果先不講這些結論性的東西,老師的作品分析又有一種内在貫通的導向,然後慢慢從作品中提煉出結論,這樣也符合從感性到理性的認識的規律。開始就搞一個抽象的結論性的東西,你要說半天才說得清楚。但如果你從作品中歸納出結論,當你在既有意識的引導下,學生在個案分析的過程當中,就已經有所意會,它不存在接受上的突兀的問題,因為它是一個水到渠成的過程。所以你先講出一個什麼東西出來,然後再找個例子來印證,這種講課是不可取的。

當然教材也有它的局限。我參加過教育部面向二十一世紀教材的編寫,任副總主編,這套系列教材獲得過2002年的全國普通高校優秀教材一等獎。那麼我說教材的局限性是有自己體會的。我們在編這三本書(《文學文本解讀》,《文學理論》,《文學批評原理》)的時候,很費斟酌。首先是從教材的内容上來說,它是比較穩定的,比較規範的。它不能今天有個什麼事,明天教材就有個反映。不會的,它要求穩定和規範。而學術研究的發展,人文活動,包括文學實踐活動,及這種活動所攜帶的現實的需求,難以在教材中反映。這就給我們使用教材的人帶來一個空間和餘地。就是一方面你要把教材方方面面的問題都要掌握,這是最基本的。同時你對學術發展的一些情況,和人文實踐當中所提出來的需要回答的問題,你要有一種跟蹤意識和研究心得。而這些東西又沒有在教材上反映,那麼你在講一個具體的問題的時候,當然就不甘心完全按照教材的規範和穩定的那樣一種基礎性的結論來照本宣科。所以你還是有你對教材有所補充的地方,首先是教學内容的補充。主要是這個問題。盡管我們那套教材後來又被高教出版社納入了重點教材,并要求三年改一次。它也就是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存在。這是關于教材的問題,我們對教材首先應該抱着一個不太不以為然的态度。另外,教材肯定會不講一些什麼、着重講一些什麼的問題。而在着重講一些什麼東西的時候,肯定由于教材本身的這種天然的局限,會使你——如果是一個優秀的老師的話——比較好地把這些東西融入進去,使學生既掌握了基本的東西,又有一種活躍的心态,使你的講課具有了新的認知層面與新的認知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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